1998年，黄德修与当时的华中理工大学校长周济畅谈了在武汉大力建设光电子产业的设想，得到周济的大力支持和鼓励。周济说：“光电子技术非大搞不可。” 黄德修说：“搞小了等于白搞，搞慢了等于‘自杀’。”黄德修的观点和周济不谋而合。不久，黄德修向武汉市科委递交了《关于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建成“中国光谷”的建议》。一石激起千重浪，黄德修的这份建设“中国光谷”的建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湖北省和武汉市领导很快作出决策：“中国光谷”这面大旗，武汉志在必夺！ 2000年初，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罗清泉主持春节团拜会，黄德修在团拜会上发言。他激情满怀地说，未来50年，武汉能否有大发展，主要看光电子产业能不能上得去！
2000年3月，许其贞等13位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提出了1331号提案，建议在武汉建设“中国光谷”。
同年5月，杨叔子、熊有伦、赵梓森、周济等26位在汉院士联名签字，请求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在武汉建设国家级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中国光谷”。
2000年6月30日， 信息产业部正式对“1331号提案”作出答复：支持以国家级的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为基地，建设集研究开发、产品生产、企业孵化、人才培养等为一体的光电子产业基地。科技部和原国家计委分别于2001年2月和7月正式批准在武汉建设国家级光电子与信息产业基地。从此“武汉·中国光谷”开始着手建设。
在切入主题之前，略谈一点我对“光”的肤浅了解。我大学本科学的是无线电元件与材料专业。对“光”的一点基本认识是从大学普通物理课程获得的。1972年我被学校抽调到新成立的激光科研组，从事固体激光器研究。
1981—1983 年我公派去美国进修，所接收学校美国俄勒冈研究生中心安排我研究激光散斑。但到校后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光纤通信这一新的领域吸引了我，我也了解到半导体激光器是其关键器件。那时美国的光纤通信也还是局部、短距离的试用光纤通信系统。在征得该研究生中心物理系同意后，我转到另一导师门下，从事半导体光电子学方面的研究，具体研究半导体光电导。
1983年回国时，我国光纤通信刚起步，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刚在武汉完成第一条横跨武汉三镇、全长13km的光纤通信试验线路。经过艰难游说，我获得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和国家科委“六五”攻关计划的支持，研究当时认为能用作长距离光纤通信系统中继放大的半导体光放大器。其初步研究成果又获1987年启动的国家“863”计划光电子主题的认可和支持。
1992—1996年，我有幸进入国家“863”计划光电子主题专家组，使我有更广阔的视野洞察除光纤通信中的一些光电子器件外的其他光学和光电子前沿课题。与此同时， 1995 年我担任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光电子工程系主任，也迫使我从全系学科建设规划和培养高科技人才出发，对光子学的发展前景去做些深入的认识。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光纤通信为代表的光电子产业在国内外如火如荼地发展。光纤通信的巨大带宽正显现出作为全球信息网络的核心或平台；光纤通信网络与移动通信的结合，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信息交流的实时性、便捷性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使20世纪90年代初人们所期盼的在任何时候（when）、任何地方（where）和任何人（who）的所谓“3W”通信成为可能。光纤通信拉动了从光纤、光电子器件到光通信系统的蓬勃发展。
1998年7月22—31日，应我国台湾光电协进会的邀请，我参加了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组团的一行6人去台湾作了为期9天的参观访问。其间参观了在新竹的工研院的材料研究所、光电研究所、科学园区、台湾清华大学、台湾交大，后又参观台大、成功大学等相关实验室，还参观了从事光纤通信的研究所以及光宝集团、光磊等多家生产LED器件和光电子材料的企业。
通过在台参观访问，我深悉当时台湾在光电材料、器件等的研究和制造方面优于大陆。特别是在参观光宝集团的一个LED装配车间时看到，近百台无人值守的机器完成用于光显示的LED的芯片分检、装配至最后成品，其生产效率令人感叹。在台耳闻目睹所得的概念是“20世纪是台湾微电子年代，21世纪是其光子学年代”，我深感光电子的研究与产品开发形势逼人。
在台访问的最后一天是两岸学者的交流。陈良惠团长介绍了我国信息光电子方面的研发情况。我介绍武汉地区光电子（激光、光纤、光电子器件、光通信系统等）的发展状况。这一活动在赴台之前并未安排，且当时还缺乏计算机制作的PPT，只是使用透明胶纸的投影。
我在发言中展示了一幅武汉在国内颇具优势的光纤光缆、光电子器件、光纤通信系统设备、高功率激光器及激光加工设备等光电子研究与生产企业的示意图（如图1所示），这些企业均分布在华中理工大学周围。当时华中理工大学在激光器件和激光加工方面有很好的国内优势，有国内最早获批准的激光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第一个国家激光加工工程中心，有第一批获准的“物理电子学”博士点，主要培养激光技术方面的高级技术人才。我所在光电子工程系在激光、光纤通信、红外和光学仪器方面还培养较多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各层次人才。
20世纪80年代我们学校的一些毕业生在学校周围创业，创办了如华工激光、楚天激光、团结激光等企业。有些毕业生成为周围一些光通信、光电子企业内的高级管理人才或技术骨干。在华中理工大学东边有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中外合资长飞光纤光缆厂；在我校西边的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为国内最早研制出光纤、最早研制出光纤通信设备的单位，完成第一个光纤通信示范工程以及承担国家光纤通信各群次（二次至五次群）的示范推广工程，该研究院还拥有当时国内唯一能生产光纤通信实用的半导体激光器、探测器的中外合资武汉电信器件公司，以及一个研制其他光纤通信所需的其他无源器件（连接器、光隔离器、耦合器等）的固体器件研究所（后来武汉邮电科学院演变为享誉国内外的烽火科技集团等一批实体公司，其产品销售国内外）。
当时在台湾讲解完这幅图后，我冒出了一句：“这很类似美国当年的硅谷。”虽然这只是一个类比，还可能是言过其词，但这却成为我随后提出“中国光谷”建议的灵感所在。
1998年8月，我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和华南师大邢达教授一道去英国参加在英华人学者的一次光电子学术会。会后去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访问。当天中午参观该大学博物馆时巧遇我校当时的校长周济，他当时正好率一个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在英访问。他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黄教授，看来光电子要大搞。”这是他在英访问所获得的一个感受，而对本身从事光电子研究和教学还担任我校光电子工程系系主任的我来说，无疑又增添了新的兴奋，我甚至曾妄想地处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华中理工大学应像美国斯坦福大学当年推动微电子产业那样来推动本地区光电子产业的发展。
回国后在周济校长的鼓励和支持下，我起草并向武汉市政府提出“关于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建设中国‘光谷’的建议”。经周济校长同意，该建议以华中理工大学的名义于1998年12月18日正式递交给武汉市。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是1991年由国务院最早批准建设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一，坐落在美丽的东湖风景区之滨，有珞珈山、南望山、喻家山、马鞍山绕其一侧，东湖、汤逊湖和南湖点缀其中。包括华中理工大学、武汉大学在内的40多所各类高等院校在该区内星罗棋布，有着发展高技术的丰富人才资源和得天独厚的科技生态环境。当时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已有一些颇具发展潜力的光电子企业，只要抓住机遇，在这片热土上将光电子产业做大、做强是大有作为和可能的。
我所提的建议得到武汉市的重视，当时王守海市长批转武汉市科委来落实。1999年上半年，市科委组织有关专家起草了发展光电子产业的相关规划，既谈到本市光电子产业的某些优势，也涉及发展光电子产业的其他方方面面。现在看来当时的规划还过于抽象，缺乏强有力的措施和紧迫性。
规划提交后，1999年下半年未见任何加快发展光电子产业的实际行动。2000年春节前夕我应邀参加武汉市委和市政府举办的一个专家团拜会。当时的武汉市委书记罗清泉参加了该会，听取大家为武汉的发展建言献策。我事先并没准备发言，后主持会议的辜胜祖副市长点名要我发言，这使我对所提建设“中国光谷”建议没有动静而感失望的情绪一下爆发出来。
我简要分析了武汉自认为的钢铁、汽车产业优势的某些局限性和光电子产业的发展前景。我当时也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勇气和霸气，突然冒出一句：“未来50年，武汉的发展要靠光电子！”这听起来很有咄咄逼人之势，包括坐在我旁边的全国政协委员许其贞先生在内的许多同志都好奇地望着我。我发言后，罗清泉书记即刻表态：“德修教授，你别着急，我们要将光电子放到重中之重来抓。”后来回想，领导对我的建议早已放在心上了。
2000年春节大年初一，当时已是湖北省委常委、兼任省科技厅厅长和我校校长的周济教授召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负责人、赵梓森院士和我在我校行政楼会议室开会。他尖锐指出“开发区抓什么房地产，不务正业，要抓光谷建设、抓光电子”，同时启用“武汉•中国光谷”这一专有名称，寓意中国光谷在武汉。成立了以罗清泉书记为组长、周济校长为副组长的“武汉•中国光谷”建设领导小组。罗书记、周校长身体力行、真抓实干，光谷建设紧锣密鼓开展起来。
周济校长还从他所领导的省科技厅借调多位领导干部到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兼职，充实领导工作。抓建设规划，规划在58 km2的区域内，发展以光纤、光电子器件、光纤通信设备和光存储为代表的信息光电子产业；发展以高功率激光器及其应用的能量光电子；发展电视显示在内的消费光电子；抓原有光电子企业的产品升级和扩大规模；积极招商引资，争取海内外知名企业来此发展。罗书记和周校长多次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汇报，争取国家支持；许其贞等13名湖北籍全国政协委员在2000年全国政协会上为在武汉建设“中国光谷”呼吁。
与此同时，大力动员湖北省、武汉市的广大群众理解和支持“武汉•中国光谷”的建设，使省市领导提出的“举全省之力，集全市之力建设‘武汉•中国光谷’”的口号落到实处。武汉建设“中国光谷”的决心得到国家多个部委的理解与支持，科技部、原国家计委分别于2001年2月和7月发文支持“武汉•中国光谷”的建设。
正当“武汉•中国光谷”成为湖北省委、省政府“抢抓机遇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也是“武汉发展的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时，国际上的IT泡沫正在悄然形成。
以美国为代表的某些发达国家的光纤通信相关产品供应商过高地估计当时的市场。以美国为例，他们多投入了约150亿美元开发光纤通信领域内的相关产品。以生产光电子器件著称的E-TEK为例，2000年我去参观时，见到新扩建的几座大厂房，车间内数以千计的工人在忙碌着；在加拿大渥太华以生产光电子器件著称的JDS公司任高层管理的我的一位硕士生告诉我，当时渥太华的一些退休老太太都被该公司招去生产光电子器件。这种违背市场规律的盲目性，必然造成从光电子器件到通信设备的大量积压和相关公司严重亏损甚至倒闭。
这对刚起步且满怀信心地建设着的“武汉•中国光谷”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一些朋友对我打趣说：“黄教授你所提‘光谷’要‘光哭’了。”还有一位当年组织我们搞“光谷”建设规划的领导对我开玩笑说：“黄教授，你提的‘光谷’要成光屁股了。”面对这些善意的玩笑，我坚定认为国际上出现的IT泡沫不能掩盖光电子产业必将大发展的客观趋势，更不适于光电子产业正在崛起的我国。
然而必须面对其对发展中的“武汉•中国光谷”的负面影响。我给罗清泉书记写了一个题为“抓住光电子不放松”的报告并拟当面呈给他。他即时在市委接待了我并完全同意我的分析。次日，市委秘书长携我写给罗书记的报告和罗书记的批示来我办公室，罗书记尖锐指出，IT泡沫本身是一种发展不健全的表现，并建议我将此报告作适当修改后在《长江日报》发表。
“武汉•中国光谷”的建设未受当年国际光电子产业下滑的干扰，反而视其为抢占国内外光电子市场的机遇。原有大型光电子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国内外市场份额显著增加；全球500强企业中有80多家企业和海内外一大批知名企业，如富士康、华为、中兴、联想、天马、华星光电等相继落户“武汉•中国光谷”。投资约200亿生产集成电路的新芯国际公司，加强了本地区微电子与光电子相结合协调发展的能力，在大数据存储芯片上形成新的亮点；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3551”人才计划吸引了一大批海内外优秀人才来此创业；“武汉•中国光谷”的地域规模一扩再扩，由最初规划的58km2扩展至158km2，再扩展到518km2，以容纳其内约三万多个不同规模的企业和科研机构；相应的经济规模呈指数增长。1998年该开发区企业总收入为130亿元，2006年突破1000亿元达到1004亿元，2014年突破8000亿元达8526亿元，如图3所示。
一些新闻媒体曾报道“武汉•中国光谷”已成为武汉的城市名片。2009年，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被科技部批准为继中关村后的第二个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2000年，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已将“光谷”作为商标在国家商标局注册，其他地方不能再使用该名。为此， 武汉市公证处还对我所提的“中国光谷”建议书做过公证，见图4。夜幕降临，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行政楼楼顶“武汉东湖 中国光谷”8个巨大的霓虹字体格外醒目，映红了东湖湖面。这8个字也诠释着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建成“中国光谷”的决心和气魄。
机遇和挑战总是并存的。21世纪光电子的广阔发展前景不容置疑，这是难得的发展机遇。然而，竞争是绝对的，优势只是相对的，甚至可能还是暂时的。唯有继续抓住光电子不放松，抓住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历史机遇，将创新发展落实到方方面面，以更多创新研究成果引领国际光电子发展趋势，有更多企业以创新产品引领国际光电子市场，“武汉•中国光谷”才会有更多更动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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